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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并州党之一:郭林宗与太原两王氏

2013-12-16 20:47| 发布者: 郭在权| 查看: 2310| 评论: 0|原作者: 山名宗渡

摘要: 在魏末晋初的历史浪潮中,并州—河东士族集团由汉魏间一个不入流的士人集团,最终演变成为凌驾于其它士人之上的“豪强集团”,究其发展历程,在曹操篡汉前打压士族集团之际因为过于弱小而遭到忽视,在魏文、明两代与 ...

汉魏洛阳城阊阖门复原示意图

    三国之最盛者,自是曹魏,且魏有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睿三祖之盛,然则由魏至晋,不过短短四十五年。究其本末,自然与司马懿作为四世重臣、逐渐掌控魏之中枢密不可分,但是曹魏作为三国时代儒学最盛、门第之分最严、皇室宗门极盛的王朝,出现这种以下代上的嬗代变迁,究其原因,河内司马氏在众多士族中的超越拔升、以及对曹魏政权中核心士族的统合,是一个值得正视的问题。本文最初主要是想以河内附近的河东、并州士族为中心,分析司马代魏这一过程。不过写着写着就跑飞了题,变成一篇汉魏并州党发展、曹操士族统合、司马懿崛起时对士族特别是并州党统合等众多问题的散论,虽然中心难一,但是文章的先后,可以归结到汉末到魏末北方士族的发展历程这一线索上,其中并州党仍是引子,故暂名为汉魏并州党


第一章:并州党的发源

并州与河东

    《后汉书志二三郡国五》:并州,统郡国九——上党、太原、上郡、西河、五原、云中、定襄、雁门,朔方。刺史治太原。《晋书志第四》: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并州)省入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兴郡,后又分上党立乐平郡。魏黄初元年,复置并州,自自陉岭以北并弃之,至晋因而不改。并州统郡国六——太原、上党、西河、乐平、雁门、新兴。乐平郡为西晋泰始年间由上党分立,而曹魏时的并州概况为:

太原国,统县十三;
上党郡,统县十五;
西河国,统县四;
雁门郡,统县八;新兴郡,统县五。

    其中雁门郡为两汉以来的关塞之地,新兴郡为集塞下荒地立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其中汉之云中、定襄等郡便缩郡为县,改属新兴。而西河国西临羌胡之地,后汉建武初年,匈奴乌珠留若提单于之子右奥健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入居西河美稷,既后之离石左国城《后汉书南匈奴传》、《十六国春秋辑补》),这支南匈奴,随后散居并州的西河、五原各郡,在董卓之乱中侵掠河东、河内。所以并州之望,实在于太原、上党两郡国。

    魏晋时代的河东、河内,属之司州。《后汉书志十九郡国一》:司隶下有河南、河内、河东、弘农、京兆、冯翊、扶风七郡国。《晋书志第四》: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冯翊、扶风三郡,北得冀州分河东、河内二郡,东得豫州之弘农、河南二郡,郡凡七。”“魏氏受禅,即都汉宫,司隶所部河南、河东、河内、弘农并冀州之平阳,合五郡,置司州。其中平阳郡故属河东,魏时分立。

    由上言之,魏文帝之后的司州,黄河之南为河南、弘农两郡,黄河之北为河内、河东、平阳三郡。其中河东(平阳)为雍州、并州、河内交会之地,与并州切近相邻,且都分在河北,属太行以西,两地之合即约今之山西省。河东下属之闻喜县,故曲沃,晋武公至晋阳徙此;平阳下属之绛邑,晋武公自曲沃徙此,地理位置上的相近,与春秋时古晋国的晋阳曲沃绛邑迁都过程,将河东士族与并州以晋阳为中心的士族阶层,在文化、交通、风俗等方面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而这种联系,在魏晋时代成为影响政局的重要力量。在此为叙述方便,本文将以并州河东士族为中心的士族集团统一称作并州党,以便与后面的汝颍、三辅士族集团相对应。


—、郭林宗与太原两王氏

汉末以人伦识鉴著称于世者,南有汝南许劭许子将,北有郭太郭林宗。《汉书》: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并以两人事迹合为一卷。随然两人都生于汉纪,但是他们所称赏的人物多显于汉魏之间,故许子将之名在《裴注三国志》中随处可见,郭林宗出现的频率也不低于许。《后汉书》郭太本传称其:其奖拔士人,皆如所鉴。”“又识张孝仲刍牧之中,知范特祖邮置之役,召公子、许伟康并出屠酤,司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长信、王长文、韩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云中丘季智、郝礼真等六十人,并以成名。

郭林宗的籍贯,乃是并州太原之界休,而同其郡之士人,更是多见赏拔。《汉书陈王列传第五十六》:王允字子师,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为冠盖。同郡郭林宗尝见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与定交。

与王允发迹相伴的,是并州士族的一次崛起:

大将军何进欲诛宦官,召(王)允与谋事,请为从事中郎,转河南尹。献帝即位,拜太仆,再迁守尚书令。
初平元年,(王允)代杨彪为司徒,守尚书令如故。及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
时董卓尚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

初平三年四月,王允潜结卓将吕布,使为内应。会卓入贺,吕布因刺杀之。刺董成功之后,王允即以同乡的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为右扶风,这里的王宏字王长文,见于前文郭林宗事迹,亦是受到郭赏识的太原士人之一。

但是:允性刚棱疾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王允在消灭董卓,把持了中央政权的大好形势下,却既不安抚随董卓上京的凉州兵,反而: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允议罢其军。加之名士蔡邕等人亦因与董卓交好而从坐刑死,遂遭成长安内外凉州人群情涌动:丁彦思、蔡伯喈但以董公亲厚,并尚从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当复为鱼肉矣。最后不仅 王允本人横死于李催、郭汜之乱中,连带与其同济的宋翼、王宏也一并被祸。

允时年五十六。长子侍中盖、次子景、定及宗族十余人皆见诛害,唯兄子晨、淩得脱归乡里。”“后迁都于许,帝(汉献帝)思允忠节,使改殡葬之,遣虎贲中郎将奉策吊祭,赐东园秘器,赠以本官印绶,送还本郡。封其孙黑为安乐亭侯,食邑三百户。王允虽然横死,但是太原祁县王氏在汉献帝都许之后得到少有的追尊,成为并州首屈一指的名门。

王允被害后,其一族近属尚存的人物,《后汉书王允本传》:兄子晨、淩得脱归乡里。《三国志王淩》:淩及兄晨,时年皆少,逾城得脱,亡命归乡里。另外王允之孙王黑大概因素居于太原而未遭连带。在这寥寥数子人中,又以王允之侄王淩最为出类拔萃,成就了祁县王氏的第二次大飞跃。

王淩成年之际,也经历了汉末较正常的仕宦渠道:举孝廉,为发干长。发干,属东郡。《魏略》:淩为长,遇事,髡刑五岁,当道扫除。时太祖车过,问此何徒,左右以状对。太祖曰:此子师兄子也,所坐亦公耳。于是主者选为骁骑主簿。稍迁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为丞相掾属。王淩本来应该遭受五年髡刑,未料却因祸得福,受到曹操的格外怜悯和青眼,此后作为丞相掾属直接参与到了政权中枢。而他此后的生进过程,暂且按下不提。

在王允王淩的祁县王氏之外,太原还有一家王氏在汉末也因郭林宗的赏拔而出名,这支王氏的地望为太原晋阳县。《后汉书郭林宗传》:王柔字叔优,弟泽,字季道,林宗同郡晋阳县人也。兄弟总角共候林宗,以访才行所宜。林宗曰:叔优当以仕进显,季道当以经术通,然违方改务,亦不能至也。后果如所言,柔为护匈奴中郎将,泽为代郡太守。《三国志王昶传》后裴注:叔优至北中郎将,季道代郡太守。前后两记稍有谬差,已无从考校。

这里的代郡太守王泽字季道,有子王昶字文舒,亦成为为后来魏之名臣。(王昶)少与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长,昶兄事之。

太原祁县的王淩,与太原晋阳的王昶,乃是曹魏时期并州士族的冠冕人物,其余的重要并州士族,将在下文中陆续提及。

 

郭援之乱中的河东贾逵

东汉建安七年(公元202年)五月,袁绍因官渡、仓亭两役之败吐血而死,同年九月,曹操进军黎阳,与袁尚、袁谭兄弟相距。由于曹操的进逼,使得袁氏兄弟暂时团结到一起,还未露出败相,同时袁氏也有余力在其它方向开辟战场。

袁尚遣高幹、郭援将兵数万人,与匈奴单于寇河东,遣使与马腾、韩遂等连和,腾等阴许之。这里的高幹为袁氏所署并州刺史;郭援为袁氏所署河东太守,匈奴单于为南单于呼厨泉。

相应的曹操方对阵主将为颍川荀陈钟韩四家出身的钟繇。李催、郭汜之乱际,钟繇以黄门侍郎随献帝在长安,后参与护送帝出关,以功迁侍中、尚书仆射,后又被曹操表为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在曹操抽集主力与袁氏对峙于河北之际,面对由并州、河东而来的突变,不得不抽调经营关中的钟繇东上河东。然则,曹操旗下的司隶校尉钟繇,与袁氏所署的河东太守郭援,又有舅甥之亲。郭援的地望不明,但无疑也是士族出身,究之与颍川钟氏通婚的关系,有可能是出自颍川阳翟郭氏,这一家出过曹操方的郭嘉,与袁绍方的郭图,而且有举宗投靠袁绍的经历。另外太原阳曲郭氏也是当时并州名门,不过从袁氏的用人来看,后期能担任其方面大将或腹心谋臣者,多为汝颍士族或旧汉名臣,所以郭援出自颍川的可能性较大。

另外,此时的河东太守名叫王邑(注4)。献帝逃出长安后,由陕渡河,一度进河东避难。百官饥饿,河内太守张杨使数千人负米贡饷。帝乃御牛车,因都安邑。河东太守王邑奉献绵帛,悉赋公卿以下,封邑为列侯。此时王邑既不属袁绍,也不属曹操,而是独立的汉臣。后来献帝于河东先召袁绍,袁绍不往;后召曹操,曹操迎而都之于许,王邑遂转身为许昌政权下的河东太守,并逐步兼任为镇北将军、安阳亭侯。

第一次高幹、郭援之乱的主战场是在河东北部的平阳地区。最初袁氏方采取了声东击西、多面开花的战略:先是南匈奴由西河攻入平阳,引得钟繇督关中诸军北上与之相持,随后郭援又率万余人攻入钟繇后方的河东,由于曹操、钟繇两大主力一东一西被袁氏兄弟与南匈奴拖住,郭援军一度攻入后方河东腹地,只要郭援占有河东,便可渡河直插洛阳,到时驻阵黎阳的曹操不得不退兵南归,形势大概又会回到官渡之役以前。

在此役中,河东名士贾逵脱颖而出。

《三国志魏书十五》:贾逵字梁道,河东襄陵人也。《晋书列传第十》:贾充,字公闾,平阳襄陵人也。这位贾逵,便是后来的西晋元勋、也是弑魏元凶贾充的亲父。由于魏文帝时期平阳独立于河东之外成郡,所以曹操时代的 “河东襄陵就变成了后来的平阳襄陵

《三国志裴注引魏略》:逵世为著姓。不过贾逵又:少孤家贫,冬常无裤,过其妻兄柳孚宿,其明无何,著孚裤去,故时人谓之通健。这里的通健,只能理解为通达矫健,不拘于常情。

(贾逵)初为郡吏,守绛邑长。郭援之攻河东,所经城邑皆下,逵坚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单于并军急攻之。绛邑与襄陵相近,魏中亦划入平阳郡。

然则绛邑终被郭援攻陷。绛人既溃,援闻逵名,欲使为将,以兵劫之,逵不动。左右引逵使叩头,逵叱之曰:安有国家长吏为贼叩头!援怒,将斩之。绛吏民闻将杀逵,皆乘城呼曰:负要杀我贤君,宁俱死耳!左右义逵,多为请,遂得免。《三国志裴注引魏略》:援捕得逵,逵不肯拜,谓援曰:王府君(河东太守王邑)临郡积年,不知足下曷为者也?援怒曰:促斩之。诸将覆护,乃囚於壶关。

贾逵最初据城顽抗,城陷后又面斥郭援,然而郭援尤不杀之,也可称是古代落城史上的一大奇观。究其原因,城将溃,绛父老与援要,不害逵。绛邑与郭援有这一条开城约定在先,另一方面,从(郭)援闻(贾)逵名,欲使为将 “援既并绛众,将进兵等记载来看,郭援的进军策略大致应该是每陷一城,便劫其宰守名士为将,裹挟守军以壮声势。由并州一路到河东,郭援的军中诸将大多也该都是并州、河东两地的望门出身,而贾逵作为河东著姓,被俘之后自然得到敌营中士族乡党的援护,郭援若欲斩贾逵,既要面对军中诸将吏的压力,又不利于此后继续吞并河东其余各地的守军(眼前的绛邑吏名即是例子),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临破城之前,贾逵将绛邑长的印授送回河东太守王邑处,并通知王邑迅速占据要要害皮氏县(案之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皮氏县后为独立后的平阳郡与河东郡交界之地)。另外,(贾)逵恐其(郭援)先得皮氏,乃以他计疑援谋人祝奥,援由是留七日。郡(王邑)从逵言,故得无败。河东太守王邑根据贾逵的献策,驻兵皮氏县,阻止了郭援军继续向南深入,是为故得无败

除此之外,被俘后的贾逵还赌了一把运气,让自己脱困:(郭援)方将杀之,逵从窖中谓守者曰:此间无健兒邪,而当使义士死此中乎?时有祝公道者,与逵非故人,而適闻其言,怜其守正危厄,乃夜盗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语其姓名。”“魏略曰:郭援破后,逵乃知前出己者为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在地窖中吆喝一声,便由敌营之人倒戈助自己脱困,这种事的机率可以说微乎其微,不过结合贾逵乃以他计疑援谋人祝奥,援由是留七日。此条来看,祝公道与郭援的谋士祝奥或都是出自河南的祝氏同族,被颍川出身的郭援留为身边亲信,祝公道能被贾逵的意气所感,而祝奥却由贾逵之惑而将郭援的大军滞留七日,或许都不是偶然。攻绛邑受阻、滞留七日、王邑据断皮氏之险,使得郭援这支袁氏奇兵,逐渐失去了劲锐,而他们的末日,也随之到来。

袁尚兄弟的西线作战方案,除了平阳南匈奴、河东郭援高幹两个点外,还有第三个点——关中的马腾、韩遂。向河东出兵之际,袁尚也曾遣使与马腾、韩遂等连和,腾等阴许之。然则钟繇作为司隶校尉初镇长安时,移书腾、遂等,为陈祸福,腾、遂各遣子入侍。事在官渡之战前。袁尚向马腾、韩遂通好之后,在平阳与南匈奴作战的钟繇也得知此消息:诸将议欲释之去,繇曰:袁氏方强,援之来,关中阴与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顾吾威名故耳。若弃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谁非寇雠?纵吾欲归,其得至乎!此为未战先自败也。且援刚愎好胜,必易吾军,若渡汾为营,及其未济击之,可大克也。’”作为亲舅,钟繇算准了外甥郭援的弱点,并计划好了据汾水决战的策略。另一方面,关中的马腾先受到傅幹(当时应为马腾之谋士)、后受钟繇派出的张既游说,最终决定在曹操危急之际卖一个人情,毕竟此番的危急已远不如官渡之时。纵使河东有所丧败,根基已固的许昌政权也不像官渡之战时那样随时可能倾覆。

随后《魏略》: “(马腾)於是遣子超将精兵万馀人,并将遂等兵,与繇会击援等,大破之。《三国志钟繇传》:援至,果轻渡汾,众止之,不从。济水未半,击,大破之,斩援,降单于。此役之后,南匈奴单于呼厨泉遂降于曹操的许昌政权之下。而郭援之死,以《三国志庞德传》后注引《魏略》最详:(庞)德手斩一级,不知是援。战罢之后,众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锺繇之甥。德晚后於鞬中出一头,繇见之而哭。德谢繇,繇曰:援虽我甥,乃国贼也。卿何谢之?搅动河东的巨寇郭援,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死在了庞德刀下。

而虎口脱险的贾逵,以其军事才能为魏武所知。后举茂才,除渑池令。以丧祖父去官,司徒辟为掾,以议郎参司隶军事。太祖征马超,至弘农,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领弘农太守。召见计事,大悦之,谓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贾逵,吾何忧?此后贾逵逐渐以曹操时的弘农太守谏议大夫、曹丕时的魏郡太守丞相主簿祭酒豫州刺史路线,成为魏文帝时代的名臣。

 

并州、河东、河内士人的流徙与交往

司马懿的老家河内,既与河东同属司隶之河北部分,又与并州相接,是并州、冀州、兖州、河南郡(洛阳所在)、河东郡五地交会的要冲。而且作为黄河以北、太行山东南的平原地带,为汉末各路诸侯觊觎京师时的兵争之地。

《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司马朗谓:)(河内)郡与京都境壤相接,洛东有成皋,北界大河,天下兴义兵者若未得进,其势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战争之地,难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举宗东到黎阳。黎阳有营兵,赵威孙乡里旧婚,为监营谒者,统兵马,足以为主。若后有变,徐复观望未晚也。父老恋旧,莫有从者,惟同县赵咨,将家属俱与朗往焉。后数月,关东诸州郡起兵,众数十万,皆集荥阳及河内。诸将不能相一,纵兵钞掠,民人死者且半。久之,关东兵散,太祖与吕布相持於濮阳,朗乃将家还温。

《三国志魏书杨俊传》:杨俊字季才,河内获嘉人也。”“俊以兵乱方起,而河内处四达之衢,必为战场,乃扶持老弱诣京、密山间,同行者百馀家。

《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司马芝字子华,河内温人也。少为书生,避乱荆州。居南方十馀年,躬耕守节。这位司马芝,乃是司马朗、司马懿兄弟的族兄。《三国志魏书杨俊传》::又司马朗早有声名,其族兄芝,众未之知,惟俊言曰:芝虽夙望不及朗,实理但有优耳。’”

河内除了地形平坦,不利于避险之外,太守王匡为政失德,也成为当地士人流徙避难的原因之一。

《三国志魏书常林传》:常林字伯槐,河内温人也。”“(河内)太守王匡起兵讨董卓,遣诸生於属县微伺吏民罪负,便收之,考责钱谷赎罪,稽迟则夷灭宗族,以崇威严。”“(常)林乃避地上党,耕种山阿。

由于位置相近,且有太行、壶关之险,并州成为河内士族避难的首选之地。

河内士人中,除了常林避地上党,耕种山阿之外,杨俊也转避地并州,这位杨俊,在河内士人中,是有人伦识鉴之人,在并州避难期间,他又看到本郡(河内)王象,少孤特,为人仆隶,年十七八,见使牧羊而私读书,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质,即赎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后与别。

对于这群避难的河内士人,无论是袁氏还是曹操在并州先后所置的宰守都视如本州士人般进行辟命。《常林传》:并州刺史高幹表为骑都尉,(常)林辞不受后刺史梁习荐州界名士(常)林及杨俊、王凌、王象、荀纬,太祖(曹操)皆以为县长。梁习此番所表荐的并州界内名士中,除了王淩是太原祁县出身的并州本地士人,其余常林、杨俊、王象、荀纬全是河内籍。

另一方面,乱世中并州士人首先的邻界避难之地,不是地平无险的河内、也不会是西北的塞外,而是同样据山带河、且又州属不同的河东。

《三国志魏书刘放传》:魏国既建,(刘放)与太原孙资俱为秘书郎。案《晋书》中的孙氏一族传,孙资,为太原中都人。裴注引《孙资别传》:资字彦龙、、、同郡王允一见而奇之。太祖(曹操)为司空,又辟资。会兄为乡人所害,资手刃报仇,乃将家属避地河东。故遂不应命。

在河东,孙资既与著姓贾逵为友,又受到了河东太守王邑的辟命。《三国志魏书刘放传》后裴注引《孙资别传》:寻复为本郡(河东)所命,以疾辞。友人河东贾逵谓资曰:足下抱逸群之才,值旧邦倾覆,主将殷勤,千里延颈,宜崇古贤桑梓之义,而久盘桓,拒违君命,斯犹曜和璧于秦王之庭,而塞以连城之价耳。窃为足下不取也。资感其言,遂往应之。到署功曹,举计吏。尚书令荀彧见资,叹曰:北州承丧乱已久,谓起贤智零落,今乃复见孙计君乎!

另一方面,孙资对于敦促他前进的贾逵,也没有忘恩。《三国志魏书贾逵传》后裴注引《孙资别传》:资举河东计吏,到许,荐(贾逵)于相府曰:逵在绛邑,帅厉吏民,与贼郭援交战,力尽而败,为贼所俘,挺然直志,颜辞不屈;忠言闻于大众,烈节显于当时,虽古之直发据鼎,罔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诚时之利用。

在乱世的流徙中结交关照和互相提携荐举,使得并州、河东、河内的士人,彼此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三国志王淩传》:初,(王)淩与司马朗、贾逵友善。太原王淩河东贾逵河内司马朗三人的友谊,便是今后曹魏政权下,并州河东河内士人集团的雏形。随着司马朗之弟司马懿,贾逵挚友孙资,兄事王淩的王昶逐渐崛起,司马朗贾逵王淩三人最初的跨地友谊在曹魏政权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以此为主线,凭借着三地各自的同乡与联姻关系,并州之太原郭氏、河东卫氏、裴氏等地方士族都被拉入了这个集团。

 

第二章:汉末魏初的士族清洗

在汉末魏初之际,相较于并州河东河内士人集团的尚未成形,有几支在汉末政治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士人集团率先遭到了曹操的清洗。

崔琰之死

东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五月丙申,汉献帝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曹操为魏公,“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为魏国。案之后汉书当时的河北士人之首,为清河东武城人崔琰。虽然《三国志》中记崔琰的籍贯为:清河东武城,但是《后汉书桓帝纪》:(建和二年)六月,改清河为甘陵。《后汉书清和王列传》: “建和元年,甘陵人刘文与南郡妖贼刘鲔交通,讹言清河王当统天下、、、梁冀恶清河名,明年,乃改为甘陵。(注5)。崔琰的原籍清河东武城,即魏国十郡中的甘陵东武城。

曹操破袁氏后,辟崔琰为别驾从事。太祖征并州,留琰傅文帝於邺。”“魏国初建,拜尚书。迁中尉。《三国志崔琰传》

《宋书百官志》:汉初,王国置太傅,掌辅导;内史主治民;丞相统众官;中尉掌武职。”“其中尉如郡尉,太傅但曰傅。汉东京亦置傅一人,王师事之;相一人,主治民;中尉一人,主盗贼;郎中令一人,掌郎中宿卫。”“(晋武帝时)有郎中令、中尉、大农为三卿。和两汉的一般王国不同,曹操作魏公时的魏国还设置了尚书、侍中、六卿,并选天下名士赞其枢机,魏国尚书令为荀攸,汉司隶校尉钟繇先任魏之大理,后迁相国。

崔琰作为魏国六卿之一中尉,掌管境内的治安。另一方面,作为冀州之望,从成为曹操别驾从事起,到历任魏国尚书、中尉后,十余年中,崔琰一直参与总齐清议和对士人的拔擢。

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惮焉。”“《先贤行状》曰:琰清忠高亮,雅识经远,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氏初载,委授铨衡,总齐清议,十有馀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平。

崔琰与司马懿的兄长司马朗也有着友谊:始琰与司马朗善,晋宣王(司马懿)方壮,琰谓朗曰:子之弟,聪哲明允,刚断英跱,殆非子之所及也。’”案之前文中司马朗举宗前往黎阳避难的事件,河内司马氏与冀州士族的交友已经早有背景。除了司马懿之外,崔琰拔擢的年轻一辈士人还有涿郡孙礼(后位至司空)、卢毓(卢植之子,魏司空)、族弟崔林(魏司空)(注1)。

另一方面,清河崔氏作为河北名族,与曹操家族有着直接的姻亲关系,(曹)植,琰之兄女婿也。(注2)然则在曹操在询问立嗣问题时,崔琰却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以此力保曹丕。

作为河北士族之望,总齐曹操身边的清议十余年,身处新建的魏国中枢,在继嗣问题中舍曹植而支持曹丕,这每一项都是保证崔琰在曹操过世后成为新一代政权核心鼎辅的重要政治资本。然则这样一个极具政治前途的人物,却因为一件小事而被迫自杀。

曹操为魏王,崔琰所荐的巨鹿杨训作表颂扬,时人以此讽之。琰从训取表草视之,与训书曰: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事佳尔即表示崔琰也认同这是好事。会当有变时其意指做人确实应该顺时而变太祖怒曰:谚言生女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於是罚琰为徒隶,使人视之,辞色不挠。曹操的两个论点,都有点牵强附会,对此崔琰也不以为然,没想到会因之遭来杀身之祸。

前所白琰者又复白之云:琰为徒,虬须直视,心似不平。时太祖亦以为然,遂欲杀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经营琰,敕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后数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忿然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锯乎!吏以是教告琰,琰谢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杀。(裴注引《魏略》)

观其本末,崔琰没有必死的罪由,但是他的资历、地位、名望、影响力足以在曹操身后撼动刚成形不久的魏国,而又表现出桀傲不驯的态度,遂被曹操捕风捉影的逼令赐死。崔琰死后,魏国尚书仆射毛玠因为对此有所不满,也遭免黜,后卒于家(注3)。崔琰之死,足以令与之交好的河内司马兄弟寒心,河北(冀州、幽州)士人也失去了冠冕人物,难以抱成一团,从而也加强了新生魏国对以原冀州地区为中心地区的控制力,或许曹操杀崔琰的根本目地也在于此。

 

杨氏与伏氏

在打压新进士人之前,曹操便已对旧汉士族展开了零星清洗,先后丧生在他屠刀下的名士有孔融、杨修、伏完(汉献帝之父)等等,其中的过程事迹早已为人所熟知,但要注意的是:

(孔)融,孔子二十世孙也。高祖父尚,钜鹿太守。父宙,太山都尉。、、、建安元年,徵还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辄为议主,诸卿大夫寄名而已。(裴注引《后汉纪》)

杨修,弘农华阴人,为汉太尉杨彪之子。弘农华阴以杨彪为首的杨氏,是东汉名儒杨震之后。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时为丞相,封安平侯。父宝,习《欧阳尚书》。杨震本人,汉太尉;杨震之子杨秉,汉太尉;杨秉之子杨赐,汉太尉;杨彪本人,又是汉太尉。杨彪的杨氏,与袁绍的汝南袁氏,同为东汉的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名门。杨修之死,盖有其聪明外露、不容于曹操的原因,而他身后的家族影响力,也是曹操不能让这样一个名门智士存活于世的根本原因。杨彪本人,也曾遭到曹操的打击,赖孔融倾身营救始得免:

裴注引《续汉书》:太尉杨彪与袁术婚姻,术僭号,太祖与彪有隙,因是执彪,将杀焉。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太祖曰:杨公累世清德,四叶重光,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之罪乎?易称积善馀庆,但欺人耳。太祖曰:国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杀召公,则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缨緌搢绅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褰衣而去,不复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

对于崔琰、杨彪、杨修等以上或以儒学、或以清名、智识显于世的名士,在没有确凿罪名时,曹操也不敢妄加族灭。而且这类凭地望而得盛名的士族,只动其首脑,便能震摄其余。但是另有一类士族,与汉朝有着同兴衰共进退的命运,这种说法,出自《汉书耿弇列传》卷末:耿氏自中兴已后迄建安之末,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遂与汉兴衰云。此类与汉共兴衰的士族,多为两汉的勋旧士族,非西汉之名门即东汉之元勋姻亲。西汉之名门,其地望多为故都长安所在的京兆、冯翊、扶风地区。

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十一月,汉皇后伏氏坐昔与父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这里曹操开刀的伏氏,也是与两汉共兴衰的名族。

《后汉书伏湛传》:伏湛字惠公,琅邪东武人也。九世祖胜,字子贱,所谓济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时,客授东武,因家焉。父理,为当世名儒

前汉济南伏生,为山东之儒宗,《史记儒林列传》: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后汉书伏湛传》:自伏生已后,世传经学,清静无竞,故东州号为伏不斗伏湛长子伏隆,助汉光武镇抚山东,为张步所杀。伏湛本人在光武中兴之际带邓禹为大司徒,少子翕嗣爵。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以女孙为顺帝贵人,奉朝请,位特进。卒,子无忌嗣,亦传家学,博物多识,顺帝时,为侍中屯骑校尉。又自采集古今,删著事要,号曰《伏侯注》。无忌卒,子质嗣,官至大司农。质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阳安长公主。女为孝献皇后。

关于曹操诛伏氏的始末,见诸《后汉书伏皇后纪》: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妊,累为请,不能得。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废后。

《三国志》中裴注引《曹瞒传》: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

曹操诛灭伏氏之由,始于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案之诛董承事件,实在建安五年(公元200)春正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注6)伏皇后与伏完书,当在此前后,而事情被揭发出来,却是在十四年之后的建安十九年。虽然裴注中记述伏完等连带遭到族灭,并被演义加以发挥,但《三国志武帝纪》中只记有(伏)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并未提及伏完本人受诛。而《后汉书伏皇后纪》中更是有:

(伏)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绶,拜中散大夫,寻迁屯骑校尉。(建安)十四年卒,子典嗣。

《三国志》与《后汉书》两部正史对比印证,并无龃龉,所以伏完受戮,应该是《曹瞒传》中的发挥,在建安十九年受诛的,应是以伏皇后兄弟伏典为首的一族。不过事已隔十四年,而且当事的有力人物伏完已死,这件已经微不足道的小案仍被曹操刨出来,借此大肆发挥、对伏氏进行族灭,其用意应该并不限于伏皇后怨言本身,伏氏在数百年间为山东儒者之师,也可称门生故吏遍天下,同时又世与汉室联姻,堪为与两汉共兴衰,这两个特质结合到一起,才注定了在曹操开始进行篡汉准备中首先被清洗族灭的命运。

 

三辅士人叛乱

诛灭伏氏的这一年,曹操已经六十岁,在渐感时日无多的情况下,他开始为子孙篡汉进行积极的准备:

建安二十年正月,天子立(曹)公中女为皇后。(《武帝纪》)这或许也是曹操在去年十一月废死伏皇后的直接原因之一。

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由魏公进为魏王。八月,以大理钟繇为相国。(《武帝纪》)。本传后裴注引《魏书》:始置奉常、宗正官。在建安十八年封魏公建魏国之际,曹氏的魏国虽然统领十郡,但是就体制而言,仍与东汉一般的王国、公国官属无异;建安十八年十一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建立了进一步的施政中枢,可视为曹操代汉准备工作的第一部。而到建安二十一年,又置相国、奉常、宗正,此时魏国已成为一个九卿齐备的小朝廷,担任九卿的钟繇(魏相国)、王朗(奉常、大理)、华歆(御史大夫)等皆是汉末海内的宿名重德之人。而反观许昌的后汉朝廷,则被丞相曹操侵蚀得只剩下了一个空壳。

建安十三年,曹操罢去汉三公官,只置丞相,御史大夫,进一步将朝政大权总揽到丞相手中。曹操自己领丞相之余,担任御史大夫的山阳郗虑,虽然早年有盛名,但他就任御史大夫后的主要事迹大致有三条:迎合曹操构陷孔融、奉使持节策封曹操为魏公、奉曹操策诏与华歆一起收废伏皇后。(注7)。名位仅亚于丞相、最后的汉御史大夫郗虑,在汉魏嬗代中的立场与角色,从这三事中已经一望可知,简而言之,他是曹操安插在朝廷的协助篡汉的重要内应。此人为汉末名儒郑玄弟子,与钟繇、华歆、王朗一样在海内享有盛名,既可堪三公鼎辅之重,同时又与孔融交恶(注8),能够不惜以名士的身份积极迎合曹操意旨,将他提拔为汉御史大夫,足为曹操用人的又一神来之笔。

建安二十二年,夏四月,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

从建安十九年废伏皇后到建安二十二年的三年中,曹操篡汉的步伐逐渐紧凑,遂激起了建安年间曹操执政以来绝无仅有的核心旧士族叛乱。叛乱的地点是汉都许昌,主要参与人为以金祎、耿纪、吉本、韦晃等人为首的三辅(京兆、扶风、冯翊)士族:

裴注引《三辅决录注》:时有京兆金祎字德祎,自以世为汉臣,自(金)日磾讨莽何罗,忠诚显著,名节累叶。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遂与耿纪、韦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结谋。

金祎字德祎,籍贯京兆,其祖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后降为汉臣,由于霍去病北灭休屠王部得其祭天金人,故赐休屠王子孙姓为金氏。金日磾本人得汉武帝拔擢为身边近臣,讨叛臣莽何罗,武帝临终之际与霍光一起受托孤辅政,成为前汉名臣,事见《史记》、《前汉书》。金日磾之后,金氏七世为汉内侍重臣,成为与汉共兴衰的三辅名族。《后汉书》赞其家族:忠信自著,勒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

耿纪,籍贯扶风茂陵,其祖先为后汉中兴元勋耿弇一族。光武中兴之际,耿弇为大将,复以(弇弟国、)国弟广、举并为中郎将。弇兄弟六人(依长幼为弇、舒、国、广、举、霸)皆垂青紫。其中弇、舒、霸三人封侯,老三耿国终于大司农,其子耿秉后又以军功封美阳侯,耿纪即是耿秉的曾孙。《汉书耿弇列传》实际也是东汉耿氏家传,其中称耿纪: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异之,稍迁少府。

作为后汉勋旧之族,同时又是汉末名士,耿纪自然成为三辅士族的冠冕人物。《三国志杜畿传》后裴注引《傅子》:(杜)畿自荆州还,后至许,见侍中耿纪,语终夜。尚书令荀彧与纪比屋,夜闻畿言,异之,旦遣人谓纪曰:有国士而不进,何以居位?既见畿,知之如旧相识者,遂进畿於朝。杜畿为京兆杜陵人,前汉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后,与金祎、耿纪一样,同属三辅旧族,汉末乱世中曾避地荆州。杜畿回到北方之后,欲寻求仕进之道,找的是时任侍中的耿纪,并最终被荀彧推举给曹操。荀彧为汝颍士族出身,虽典选举,但也未能尽识河北、三辅名士,故前文有孙资之叹,此处有杜畿之异。从杜畿这个事例也可以推测,在许都与荀彧比邻而居的耿纪,充当了荀彧察举三辅士人的耳目喉舌,相应的也在建安年间的三辅旧士族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太医令吉本,籍贯冯翊池阳。《三国志常林传》后裴注引《魏略》:吉茂字叔暢,冯翊池阳人也,世为著姓、、、二十三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会钟相国证茂、本服第已绝,故得不坐。吉茂在魏略中被列入清芥传,仍不免与吉本之案的牵连,后钟繇力证吉茂于吉本已在三族之外,才免去连坐,由此也可见此案诛连之广,当事人三族之内者,全部遭到了清除。

韦晃,籍贯事迹不见于《三国志》、《后汉书》,然案之北方韦氏之有名者,多出至前汉宣帝丞相韦贤、韦玄伯以来的京兆韦氏,韦晃或亦是此家。

以金、耿、吉、韦为首的三辅士族叛乱之际,曹操一方面忙于在邺城经营魏国,另一方面因前一年征孙权,留下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大将屯居巢,又遣曹洪在下辩拒刘备,遂使得建安二十三年初,许都的兵力出现了暂时的空虚。

当时镇守许都的,是丞相长史王必。时关羽强盛,而王在邺,留必典兵督许中事。王必自曹操担任兖州刺史起就历任从事、主簿,被曹操称为披荆棘时吏。三辅士人敢于乘此间隙起兵,其中的一点原因便是金祎与王必相善。(金祎)又与王必善,(吉氏)因以间之,若杀必,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裴注引《三辅决录注》)

然则,除金祎当时的官位不明之外,其余主谋者吉本时任太医令、耿纪时任少府(掌宫中服御之物)、韦晃时任司直(负责监督京都百官),皆是有位无权的冗职。这群人的叛乱,只能说是被曹操的篡汉举动逼得已经忍无可忍,遂不顾实力、不计后果的团结起来仓促起事。他们所动员的力量,只是各家的僮仆杂役,以这群三辅豪族的家底,他们仓促之间聚集起来的力量,竟然也有上千人:文然(吉本长子吉邈)等率杂人及家僮千馀人夜烧门攻必。这伙乌合之众不久之后便被反应过来的王必迅速击破,而王必事后也因伤重不治而死。

叛乱平定后,随之而来的,是曹操对以耿氏为首旧汉士族的大清洗:

《后汉书耿弇列传》:建安二十三年,(耿纪)与太医令吉本、丞相司直韦晃谋起兵诛操,不克,夷三族。于时衣冠盛门坐纪罹祸灭者众矣。

裴注引《山阳公载记》:王(曹操)闻王必死,盛怒,召汉百官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乃实贼也。皆杀之。此说表现曹操杀人如同儿戏,但也应该是事后他对士族进行大清洗的一种侧面写照。

由于耿纪、吉本、金祎都是三辅士族出身,受他们连坐而祸灭衣冠盛门也应以京兆、扶风、冯翊地方的两汉勋旧、三辅著姓为主,这一类士族大多与汉朝共兴衰,因而清除其中的死硬分子,便是曹操篡汉前的必要步骤,此次的叛乱,也给了他进行大规模清洗的借口。此后终魏之世,三辅士族在中央政治舞台长期再没有出现举足亲重的人物,担当的始终只是配角,而在两汉辉煌了上百年的扶风耿氏、京兆金氏更是在此后的魏晋南北朝历史中失去了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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